傻瓜盒子

四个小时的电影让我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段漫长的“美国往事”最后定格在了noodles恍惚茫然的笑脸上。夏日的午后突然开始下起雨，耳边一直是沙沙沙、沙沙沙的雨声。影片落幕了，雨也渐渐停歇，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四个小时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是不是和没有发生过一样呢？

——除了留下记忆，一如那首beatles的yesterday:

年少时曾经偷看初恋情人练舞的情景，她在少年的心里是如此的美丽神圣，如同女神般令人倾慕而不可冒犯。假如当时他坚决地吻了他的女神，那以后的故事也许都不会发生。可是他遇到了Max，他们的相遇注定了他这一生要和黑帮牵扯不清。

街头男孩的生活充满刺激，他们轻狂、早熟，却又总是不经意地露出孩子气幼稚的一面。我喜欢看他们烧报摊时满不在乎的样子，喜欢看当中一个孩子偷吃蛋糕的样子，喜欢小多米尼克叫着“我们会帮上忙的！”时的可爱表情……Max曾轻佻地开noodles的玩笑：“没有我你怎么办？”

小多米尼克的死是个意外，也是全剧的转折。“noodles,我滑到了。”年幼的孩子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涵义，便永远闭上了眼睛。从那时起，孩子长大了，然后有一天他们踏上社会，面对现实……

时光如梭，岁月流逝，回忆淡去了昔日的光彩， 终有一天腐朽没落。

背叛的故事轮番在荧屏上狂轰滥炸，我被培养成了一个狡猾的观众——果然不出所料，女神堕落了，朋友出卖了——什么都不剩了，编剧恶毒地撕碎了所有关于美好的回忆。在一阵悦耳而沧桑的音乐中，年少时的画面又一次出现，让人感慨万千。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只有noodles在鸦片馆里的一笑。

这是卡夫卡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爱上了年轻的姑娘多拉·戴芒特，她只有十九或二十岁，是从她在波兰的犹太教哈西德教派家庭里逃出来的，现居柏林。她只有他的一半年纪，但就是她给了他离开布拉格的勇气——他想做这件事已有多年，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女人。一九二三年秋天他移居柏林，第二年春天就死了。尽管他健康恶化，尽管柏林的社会状况很糟：物品匮乏，政治***，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他无疑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可这最后的几个月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每天下午，卡夫卡出去到公园里散步，多拉常常陪他一起去。有一天，他们遇见一个小女孩在伤心啜泣，涕泪涟涟。卡夫卡问她怎么啦，她说她的玩偶不见了。他马上就编了一个故事，告诉她是怎么回事。“你的玩具娃娃旅行去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她问。“因为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卡夫卡说。小女孩看来不大相信。“你带着信吗？”她问。“没有，对不起，”他说，“我把信留在家里了，我做得不对，但明天我会带来。”他说得那么可信，那小女孩便不知道再多想什么了。这个神秘的人说的是真话，这是有可能的吧？
　　　　
卡夫卡径直回家写信。他在书桌旁坐下，多拉看着他写信，她发现他的神情就像平时写作时一样认真，紧张。他不是要骗那个小女孩。这是真正的文学劳作，而他决心把它写好。如果他能编造一篇美丽而有说服力的谎言，这就会弥补小女孩的损失，尽管写的是不同的现实，甚或是虚假的现实，但根据虚构法则，这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天，卡夫卡带着信急急忙忙赶去公园。那小女孩在等他。由于她还不识字，他便把信大声念给她听。那玩具娃娃非常抱歉，因为所有时间都跟同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她感到厌倦，她要走出去看看世界，去交新朋友。不是她不爱小女孩，而是她渴望换换风景，所以她们得分离一段时间。然后娃娃答应每天给女孩写一封信，让她及时知道她所做的事情。
　　　　
这故事就在这里开始打动我的心。卡夫卡不嫌麻烦写地一封信就足以令人吃惊，不料现在他又要自己承担每天写一封信的责任——不为别的，只为了要安慰这个小女孩，而他和她素不相识，只是一天下午在一个公园里偶然碰见了她。什么样的人才做这样的事？他连续写了三个星期的信。三个星期。他是最卓越的作家，生活中从不浪费时间——对他而言实践已经越来越少而显得更加珍贵——他却还代为一个丢失了的玩偶虚构书信。多拉说，他每写一句都为细节苦思冥想，其文笔明晰、有趣而引人入胜。给那女孩念不同内容的信。玩偶长大了，上学了，认识了别的人。她继续要小女孩相信她爱她，但也暗示说，生活中某些复杂因素使她不能回家。一点儿一点儿地，卡夫卡让小女孩做好心理准备，知道玩具娃娃将永远从她生活中消失的时刻就要来临。他竭力要写出一个满意的结尾，担心如果写得不成功，这魔力就将失效。试过多种可能后，他最后决定把玩偶嫁出去。他描述了她爱上的年轻人、订婚派对、在乡下举行的婚礼，甚至还有玩偶和她丈夫现在住的房子。然后是最后一行字，玩偶向她心爱的老朋友告别。
　　　　
到了这种地步，小女孩当然就不再想念那玩具娃娃。卡夫卡给了她别的东西，到三星期结束时，那些书信已经消除了她心头的不愉快。她知道了这个故事，而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故事之中，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这世界的悲苦也就消失了。只要这故事不断延续下去，现实就不再存在。
　　
　　——摘自《布鲁克林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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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校办理退宿手续，在寝室留守的两位兄弟对我报以谴责：“你很久没更新了！”“你也变懒了！”前一个是事实，而后一个不是事实。但总归遗憾的是这个博客我还得继续冷藏，原因解释起来实在麻烦。如果谁能张罗着给我买台电脑，那就解决问题了。

近段日子发生了不少事情，翻开日记本回顾时，觉得可以给这些事情取个标题，像“世故N昧”或者“职场菜鸟奇遇记”之类。社会经验这东西我确实很匮乏，所以我总是大惊小怪。不过多说无益，免得各位误解我是在生闷气——完全没有的事，有人和事可以让我挖苦也是很有趣的。尽管只能在背地里偷偷地意淫别人是周扒皮，但有机会我会让其出现在小说里来恶搞一番……

在同学的博客里也看到了实习的情况，有顺利的也有不怎么顺利的，由此便有得意的也有失落的。任何事情我都不想折腾得太过严肃，工作也不例外——轻装上阵就不错，压力过大则没必要。作为一个20多岁的人，已经不能像小孩子那样——难过的时候就用哭泣来安慰自己，哭已经不管用了——无论是对别人还是自己。相比哭，不如笑——管他是微笑嘲笑还是狞笑。

实习的话题就到此为止，面包是很重要，但人不能就为了面包活着，否则最好的结果也是血脂过高中风而亡了。

之前写过小表弟高考的事情，这事的结果是小表弟考砸，只能去大专。据说这几天灰头土脸、焉头搭脑，和谁都不说话。有天老爸去看了以后，回来大发宏论，说中国的小孩子受挫折受得太少，所以意志力薄弱，经不起打击。然后还弄了几个类比，向我传授了几个农业知识：像南瓜这种圆滚滚的可爱植物其实很贱，不用人关心由它自生自灭就能长得很好；还有水稻生长过程中，还需要别人对其施加压力才能长好。他的意思是多受挫折其实是好事，但我引申出了另一个意思：所以这种简单方法种出来的都是草。

上一辈人经历过“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全被赶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了。对比现在的小孩自然是不平衡，因此报纸媒体隔三差五阴阳怪气地来一通80后无用论。现在人总在说文革多么坏吧，但一转身又说：其实上山下乡多好啊，现在的小孩没经历过所以才这么不中用啊。按这个逻辑吧，我老爸那代应该都是素质最高的精英了，可现实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富豪便迫不及待一跃成为全球素质最差的富豪。

我想正常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道理有人会爱往枪口上撞。如果有人巴不得受点虐的话，我可以帮忙：我现在还年轻，胳膊腿脚都还利索，嘴巴也不逊于一个市场里的泼妇……

与其认为我们应该香臭不知，多找点罪受，还不如好好告诉孩子，面对不能回避的挫折，我们该如何解决——如果不知道怎么解决，经历再多又有什么用？这是个家长该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需要更多受苦受难的行为艺术者这种问题。

当然，一个18、9岁的大孩子也该独立地去思考人生，思考自己要走的路。我从前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任何打击都可以让我很难过。因为我看到了眼前的小石子，却看不到路。现在不了，因为我找到了目标。路途遥远而曲折，而我觉得越遥远越曲折便越好——那意味着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奋斗。

我希望小表弟也有这样一个让自己振作的目标。

PS：

潇，你的E-mail我回得有些匆忙，有个问题还没解释清楚：那便是关于我的理想。

我老爸是个文科钉子户，他年轻时很想考新闻专业，但那个年代没条件让他读书，结果他把未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我身上。小时候受他影响很深，觉得记者是最有正义感责任感的一群人，当时就下决心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这个想法到中学才转变，起因是杭州本地报纸让人失望，录用记者的机制也让人失望。我不是为了报道今天有人跳楼每天有人打架这种事情去当记者的——按我妈的话说，这样的报道她也能写。而至于记者，有一大部分是靠着人民币人头马，或者直接从头顶上方空降来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何报纸能这样恬不知耻地粗制滥造）。

再次转变是到了大学，读了相关的专业书籍，还有《南方周末》，让我重新拾起对报社的尊敬和希望。

对于记者的职责，我的认识也在不断转变：从最初的要保护善良的人，到保护弱势群体，再到“把坏蛋揪出来”。记者是道德的捍卫者——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职责，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因为这个社会还没到人人可以享受优雅享受幸福的地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关我事，可以让别人去干。但我以前写过，一个人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

考研是我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考得上最好，考不上么，根据以上所述的执念，你也可以猜想得到让我给人写枪稿我也干。

狡猾的侦探小说家培养出了一批狡猾的读者，每当故事中间出现一个温和有礼、文质彬彬的人物，狡猾的观众肯定跳起来大叫：凶手就是他！

狡猾的言情小说家也培养出了一批狡猾的读者，一旦书中出现一个美丽纯情、温柔可爱的女主时，狡猾的观众基本可以料想到她一定命途多舛，红颜薄命，否则她也不用这么讨人喜欢了。

以上规律套用到当今时局，也出现了有趣的变种：狡猾的政府培养出了狡猾的民众，当政府对外宣布“没问题，真的没问题”时，狡猾的民众必然可以猜到已经发生了一场灾难。

不上网的坏处就是消息闭塞，再加上前段日子我把心思都花在退宿、实习上，没空去关心别的。直到看了7月10号的《南方周末》才知道6·28瓮安事件。也许是隔的时间比较长，现在上网已经看不到有关讨论。

只搜集到了有关的报道：

贵州瓮安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

贵州瓮安县政府遭围攻冲击 ***作重要批示

Chinese Riot Over Handling of Girl’s Killing （纽约时报）

我已经学会从官方的反面意思去猜测真相，对此我很确定我们的政府有个秘密的“刁民养成计划”。

这几天浙江教育频道在播放新版的《鹿鼎记》，闲来无事也就看看。生活需要调剂，尽管又是武侠又是连续剧——会让人感到恶俗，但是整天一本正经地看书也太无趣了……好吧我承认我是比较懒。

金庸的小说里我不太喜欢《鹿鼎记》，理由是韦小宝这个主角不符合我的审美。这有可能是由于我身为女性，有点女权主义。如果我是男性，或者韦小宝是女性——并且身边尽是各色帅哥，那我搞不好会看得很开心……

尤其是陈小春版的《鹿鼎记》，韦小宝长得跟个车祸现场一样惨不忍睹，居然还那么有女人缘，我一想到这里就要犯接受障碍。新版的黄晓明稍微好一点，所以总算看下去了。

虽然不喜欢韦小宝，但还是比较佩服他的为人，我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八面玲珑，那就太妙了：遇上反清复明的好汉便自称是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遇上官场中人便自称是御前侍卫——左右逢源，两边都讨好。

基本上这样的处事方法在今天依然是金科玉律：“双面县长”朱永德（《南方周末》7、3）

政绩一定是要做的，贿赂也一定是要收的——既有名，又有利，这才是官场的王道。